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利用互联网医疗的这种方式,为更多的居家的治疗的这些患者来提供网上的这种咨询和用药的指导,并且在线上开具处方,然后线下提供药品的配送服务。能够减少线下就诊的压力,同时减少人员聚集,也降低在医院里面造成这种交叉感染的风险。
儿童是新冠病毒的易感人群,也是疫情防控中的重点保护对象。在湖南省儿童医院,中医科医生正在为感染了新冠肺炎的患儿进行线上视频问诊,详细了解其症状,过往是否有基础病情况。自12月13日起,医院整合了呼吸内科、普内科、感染科、中医科等科室资源,开通线上新冠问诊通道,至今已为近300人提供新冠诊疗和居家健康咨询服务。当患者症状明显,且描述不清楚时,还可以留言申请视频问诊。
患儿家长周女士:因为孩子小,现在疫情的形势又不敢带去医院,直接线上按他的操作流程,也还蛮简单的,一步一步地往下操作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去等待。开好(药)之后我们填地址,会有快递送到家,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方便的。
目前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湖南省人民医院等多家医院均开通了对新冠患儿的线上问诊。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医师陈莹莹:现在家长其实是处于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非常紧张自己的孩子。每一个我们问诊的孩子,我们都会有回访。
通过互联网医院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进行相关咨询,这是近日浙大邵逸夫医院新上线的快速咨询,目前已有17位感染科医生入驻。咨询快速通道可以做到即问即答,远程指导患者服药、治疗、开出电子处方等。医生开好药方后,药师根据线上会诊实际情况进行审方,第一时间完成配药订单,通过快递送药上门。目前,浙江大部分三甲医院都开通了“新冠肺炎及发热咨询绿色通道”,增设发热问诊、续方配药等服务。与此同时,各地基层医疗机构也纷纷开设发热门诊,保障患者就医需求。
杭州市民:现在我们家门口能有这个发热诊室,我觉得太方便了,心里有个底了。
安吉市民:现在的话门口就能看(病)了,比较方便了。
深圳11区都已开通24小时医疗服务咨询热线,同时以社区为单位,划分医疗服务网格,有发热等新冠症状的患者,可以先到社康发热诊室首诊,有需要到三甲医院进行治疗的患者,医生会开具转诊证明,患者可以凭证明在医院的“专用转诊通道”加快接诊。市民也可在线上查询社康拥堵状态,方便患者错峰就诊。
深圳福田区卫生健康局局长黄舜艳:最大程度保障辖区居民的各种服务需求,保障这种需求第一时间能够得到响应和满足。
在江苏南京,16辆发热流动诊疗车,直接开进居民小区和企业,为群众提供便捷的诊疗服务。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双岗社区村民王孝年:现在方便了,一发热就到这里来拿(药),便当(方便)得很。(总台央视记者 牟媞媞)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